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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继位后，一般情况下都是次年改元：就是沿用先皇的年号至当年年底，等到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才开始启用自己的新年号。这样一则避免了一年内出现两个年号，造成纪年混乱；二则体现了对先皇的敬畏和尊重。比如唐太宗尽管在626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九年的六月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并在当年的八月份继位，他启用自己的新年号“贞观”也是在627年的正月。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比如当朝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就没有沿袭旧历，宋太祖赵匡胤死于开宝九年十月，驾崩后太宗皇帝赵光义当夜继了皇位。若按照惯例，他应该是到第二年正月才改年号，但他可没这么干。而是在开宝九年的十二月（不到一个月就过年了）就迫不及待地改了年号，把开宝九年改称太平兴国元年。
真宗乃大宋立国首位皇太子，自然是待到冬去春来才亮出了自己的新年号，是为咸平元年。
咸平，取自《尚书》中的“咸中有平”，意为“皆中正平和”。蕴含了新帝致力于新朝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治国理想。
为此，真宗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彰显了真宗整顿吏治的决心。七条公布之后，不仅百官肃然，老百姓听说了也纷纷叫好。
一套好的规章制度必须要落到实处才算是真正起到作用。真宗随即下诏要中外臣庶“直言极谏”，并且在诏书中强调：“善者必加甄赏，否者亦为优容！”但凡有上书言事的奏章不得无故耽搁。
尽管如此，真宗总觉得针对时政缺误、民间利病的奏章还是太少了。
“这些个老滑头！”真宗对刘娥抱怨道：“朕多次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述职，当面言事，还是有人借故推诿！再看看这些奏章，真正陈述朝政利弊的有几个？”
刘娥一边习惯地分类整理着真宗阅过的奏章，一边笑着说：“新政初行，总有人心下狐疑，持观望态度也在所难免嘛！”
“哼！”真宗按了按额头说：“朕每日五更上朝，政事堂、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的奏报哪个不得亲自处理！事务太多的时候朕都把早膳设在后殿，有时候检阅考核军兵，直到正午也不得停歇。这些难道还不能够证明朕的决心么？”
刘娥连忙走上前为真宗轻轻按摩着头颈，柔声道：“想那商鞅在变法前，必定也是一波三折的，要不然，何苦有立木为信之举呢？”
刘娥说的是秦朝的商鞅在推行变法之初，首先做的不是颁布变法条令，而是想着如何在秦国百姓中建立起政府威信。故而，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公开宣布，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能获得赏金。起初，由于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没有人愿意尝试。后来，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人尝试着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商鞅当场兑现了他的承诺。这一举动极大地提升了秦国政府的威信，为变法法令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许是刘娥的按摩消除了真宗的疲倦，他立时眼前一亮，一把抓住刘娥的手，笑着说：“那商鞅有立木为信，朕就不能来个立人为信么？”
刘娥虽不明白真宗的话意，可也知道他这必定是有了什么好的注意。但笑不语，只拿一双清澈如水的凤眼看着他。
真宗笑问：“你可还记得当年咸平县的那段公案？”
“咸平县的那段公案？”
“是啊，那时候，朕还是寿王！”真宗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年前：那时候，他的身份是寿王兼任开封府尹。
明眼人都知道，亲王担任开封府尹便是默认的准皇储。所以那些大大小小的京官哪个见了寿王府的亲信不是恭恭敬敬的；唯有咸平县的一个名叫李应机的县令是个例外，任谁到他下辖的地方公办，他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从不曲意逢迎。寿王府的侍从那么多，难免会有几个傲慢自恃之辈滋生。眼看这个名叫李应机的咸平县令如此没有眼力见，几个人便私下牢骚一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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