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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窑在苏州城西，是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窑口，专门烧制日用瓷器，开了几十年，信誉一直很好。
他在自己家里也见过这种款的碗，好几只，是去年从镇上杂货铺买的。
陈远山的后背被冷汗浸透了。
他转身走出祠堂，没有再回头。
回到家里，他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到苏州府衙。
信写得很短，只有几行字：“枫桥镇陈家祠堂发现女尸一具，死状怪异，疑似谋杀。请大人速来。”
他把信交给一个后生，后生骑了马，连夜赶到苏州城。
刘文昭接到信的时候，天还没亮。
他点灯看了信，叫人备马，带了四个差役，天一亮就出了城。
马跑得很快，三十里路不到一个时辰就跑完了。
刘文昭下马的时候，腿有点软，他扶着马鞍站了一会儿，等腿不软了，才走进祠堂。
上官沉舟到枫桥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马车在祠堂门口停了，她下了车，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祠堂在镇子正中央，四周是民居，最近的人家离祠堂不到二十步。
如果有人从这里进出，不可能不被看到。
但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看到可疑的人，没有人听到可疑的声音，没有人注意到任何异常。
她问了住在祠堂隔壁的陈大婶，陈大婶说那天晚上她什么也没听到，连猫叫都没听到。
她问了对面的王木匠，王木匠说他在屋里做木工活，做到半夜，什么也没听到。
她问了斜对面的李屠户，李屠户说他睡得早，什么也不知道。
她走进祠堂，供桌前面的地上用白粉画出了尸体的位置，尸体已经被移到镇上的义庄去了。
供桌上的碗和筷子还在，碗里的东西已经干了，像一块暗红色的膏药贴在碗底。
她走到供桌前，端起那只碗。
碗是粗瓷的，白底蓝花，很普通，家家户户都用这种碗。
碗底有一个款，印上去的——“周家窑”。
她把碗翻过来，用手指摸了摸款字，款字是凸起的，摸上去有棱角。
她把碗凑到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着瓷土的腥气和一种说不出的甜味。
她把碗放下，拿起那双筷子。
筷子是竹子的，新的，没有用过，没有水渍，没有油渍，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
但筷子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蜡，她用指甲刮了一点，放在指尖捻了捻。
蜡是软的，是新鲜的，上过不到三天。
她走出祠堂，去了义庄。
义庄在镇子外面的一片山坡上，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门口长满了荒草，草比人高。
草是狗尾巴草，穗子弯着，黄了，干了，风一吹就沙沙地响，像无数条小蛇在地上爬。
门没有锁，推门进去，里面很暗，只有一扇窗户，窗户用木板封死了，木板之间的缝隙透进来几缕光，照在地上，像几根金色的线。
地上的灰尘很厚，踩上去“噗噗”地响，像是踩在雪地上。
灰尘上有很多脚印，大大小小，新新旧旧，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最上面的一层脚印是新鲜的，是今天留下的，脚印的边缘很清晰，没有落灰，是刘文昭和他的差役们留下的。
尸体躺在靠墙的一张门板上，用白布盖着。
白布是粗棉布的，洗过很多次，已经很薄了，能隐约看到下面的轮廓。
上官沉舟揭开白布。
死者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脸很白，白得像纸，嘴唇发紫，眼睛闭着，睫毛很长。
她的头发很黑，很亮，像是刚洗过不久，但发梢有分叉，像一把用久了的扫帚。
她的耳朵上有一对银耳环，耳环是柳叶形的，很小，很细，在耳垂上轻轻晃着。
她伸手摸了摸耳环，耳环是凉的，冰凉。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手指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是从耳环上蹭下来的。
耳环很久没有擦了，积了很厚的灰。
一个每天戴耳环的女人，不会让耳环积这么厚的灰。
她不是每天都戴这对耳环，她只是在出门的时候才戴。
她出门是为了见一个人。
她见的那个人，是杀她的人。
她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勒痕发黑发紫，是绳子勒的。
不是细绳子，是粗绳子，麻绳，勒得很紧，陷进肉里，在脖子上留下一圈深深的沟。
沟里有很多细小的黑色颗粒，像是泥沙，又像是炭灰。
她用银针刺进勒痕周围的皮肤，拔出来，针尖没有变色。
不是中毒，是被勒死的。
勒死她的人用的是粗麻绳，麻绳上有泥沙，泥沙嵌进了她的皮肤里。
这些泥沙不是从枫桥镇来的，枫桥镇的土是黄褐色的，这些泥沙是黑色的，是河底的黑泥。
凶手在河边勒死了她，或者，他在勒死她之后，把她的尸体拖到了河边，又拖了回来。
不管哪一种，他的鞋上、衣服上、手上，一定沾了黑泥。
她把尸体翻过来，看后背。
后背的衣服有一个破洞，破洞的边缘整齐，是用剪刀剪开的。
凶手剪开了她的衣服，把那根骨刺插进她的后背。
骨刺很长，从后背插进去，从胸口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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