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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鹅湖边的人们亲眼见证了家园沦陷的全过程，好多年后，在某个夏夜，还会和自己的子孙说起：“1954年的水大啊，田里早稻稻穗都沉甸甸的了，第二天一睁眼，水就漫到门槛了。”雁鹅湖及周边那些世代享受湖水滋养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一片泽国。农田被洪水吞噬，稻穗在浊水中倒伏、腐烂；村庄里的土坯房一间间倒塌，椽子和茅草在水面上漂浮。尽管因政府提前组织转移与救灾，大部分村民都有组织地撤离到了山丘高地，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因拖沓缓慢来不及撤走，有个别固执老人甚至宁愿死也不愿意离开依赖了一辈子的土地，水来时只能爬上屋顶。木船成了救命的工具，但船太少，有人把门板卸下来，或者抱着木桶漂浮求生，但水火无情，结局可想而知。更惨的是有3个圩垸因堤防标准低，发生了漫溃，水位高过堤顶1米多，跑到大堤上的人在水中站不稳，最后也被荡走了。”
好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把水利视为“安邦定国”的基础，1950年起已启动治淮、荆江分洪等骨干工程；1954年长江、淮河特大洪水后，国家更重视水利建设，将水利建设推向系统化、流域化、长期化的新阶段，投入、规划与组织力度显著升级，形成“以流域为单元、蓄泄兼筹、标本兼治”的治理格局。
在政府的组织下，旺谷和根生与村民开始灾后重建与疫病防控：修建房屋、补种庄稼、清理淤泥与垃圾。
面对苦难，他们就像雁鹅湖边的芦苇，秋冬被火烧一次，来年春天，会长得更旺。
1955年的春风吹遍了江南乡村，村中央老槐树下的布告栏前挤满了人，工作队的小刘站在石磨上，声音洪亮地宣读着政策：“初级社改成高级社，废除土地分红，将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实行完全按劳分配，干得多，分得多，这才公平！”人群里爆发出阵阵掌声。
高级社的社长还是选的根生，这个在地里刨了半辈子的庄稼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社里一百二十三户，五百四十六口人，两百七十一亩耕地，外加五头老黄牛、两台掉漆的水车，还有新入社的三盘犁、两把镰刀，都记在他的账本上。根生在社部的煤油灯下，连夜制定了工分制度：男社员全天出工十个小时，记满分十分；女社员干满八个小时，记八分；半大的孩子跟着拾麦穗、掰玉米，干四个小时给四分。他把写着工分标准的木板立在晒谷场，红漆字十分醒目。
新制度给社员们又带来了新的干劲。天刚蒙蒙亮，地里就传来了锄头碰撞土块的声响。男社员们赤着脚踩在露水里，把翻好的土地耙得平平整整；女社员们戴着草帽，弯腰插秧的动作又快又齐，秧苗在水里站得笔直。最卖力的要数李大牛，这个身高马大的汉子每天天一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时间干得比谁都长。每天记工分时，根生都在他的工分本上郑重地写下“十分”，李大牛黝黑的脸上笑出了褶子。
秋收分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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