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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8月，丽水沿岸的早稻刚收割完，吉安公社会议室里气氛凝重。这年干部因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管理，我爸调回吉安公社任党委书记。
他把上级那份印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红头文件往桌上一摊，手指指着“从重、从快、从严”七个字，声音沉重：“同志们，这不是普通的治安整治，是一场硬仗。现在全省部署严打，要求 9月起集中收捕，重点打击流氓团伙、涉农盗窃、流窜作案。咱们吉安位于丽县边缘，地处两省交界，流氓滋事、偷鸡摸狗的歪风该刹一刹了。”
此时的我爸刚满三十九岁，从郭家大队选拔到吉安公社当一般干部，一步步干到党委书记，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文件是前几天县里开会传达的，回来的路上他特意绕了趟公社中学和集市。群众反映校门口常有几个留着长发的青年晃悠，抢学生的零花钱；集市上的粮摊、布摊，也总被些地痞以“抽成”为名骚扰，商户们敢怒不敢言。
严打的动员令收到，公社立刻成立了专案组，我爸亲自挂帅，成员有公社各办公室、站所负责人、各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有抽调的基干民兵。
专案组一成立，第二天即召开了“万人”大会，通知全公社的干部群众来中学操场参会，他站在会场的台上，身后是扯着的横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保卫乡村安宁”，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不管是谁，不管后台多硬，只要犯了法，一律依法严惩。”他的话透过扩音喇叭，宏亮而威严。
第一个撞枪口上的是五星大队的周阿蛮。这小子是出了名的流氓，纠集了四个同伙，偷别人的耕牛、拦路调戏妇女，前两年因打架斗殴被劳教过，回来后变本加厉。有农户夜里去田里看水，撞见他们把偷来的耕牛牵去邻县倒卖，却因为怕报复，只敢私下跟大队书记反映。
专案组接到举报时，我爸正带着干部在田间查看承包地的灌溉情况。这时的吉安，家庭联产承包制刚推行不久，农户们攒着劲种地，最怕这些地痞捣乱。他当即叫上老陈和五个基干民兵，揣着公社开的拘传证明，直奔周阿蛮的家。
周阿蛮家的土坯房围着矮院墙，院里堆着几捆稻草，墙角还拴着一头来路不明的黄牛。听见动静，周阿蛮叼着烟从屋里出来，只见他二十七八岁，头发齐肩，烫成卷卷毛，一件红夹克，下穿一条藏蓝喇叭裤，裤脚盖住高跟大头皮鞋。看见穿制服的老陈和民兵，他转身就往屋后的丽水河方向跑。
“别让他跑了！”我爸一声喊，几人分头包抄。屋后是一片芦苇荡，刚下过雨，泥地湿滑，我爸摔了一跤，裤腿沾满泥浆，却还是咬牙追在最前面。最终，周阿蛮在芦苇荡深处被民兵按倒，嘴里还叫嚣着“我哥在县里当干部，你们敢动我”。
果然，第二天就有人托关系找到我爸，是县里某单位的熟人，带着烟酒，想让他“高抬贵手”，说周阿蛮“年纪轻、不懂事”。我爸把烟酒原封不动地推回去，语气斩钉截铁：“严打是中央的命令，别说他哥在县里，就是在省里，犯了法也得伏法。”当天下午，他就让老陈把周阿蛮的犯罪证据整理好，连同抓获的另外三人，一并送到了县公安局。
周阿蛮被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整个吉安。农户们暗地里拍手称快，不少商户主动到公社反映情况，举报了另外几个作恶多端的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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