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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据我所知，这在我们安东省都还没有过先例，如果这项工作搞好了，也是给我们县委脸上增光嘛。”
作为老组干，纪严冬当然能看出，责任制落实下去能给自己，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这可是给送政绩。
所以在县长为难张青阳的时候，他不介意帮忙说说话。
“各位领导，请允许我讲两个88年到90年，在我们县发生过的故事可以吗？”
卢振伟刚要开口喝断，陈绥军却说：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二十年了，本就要敢于尝试，三农问题，一向是国家关注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重点，我所料不差的话，你要讲的故事与农业税征收有关吧？”
张青阳点头，“书记高见。”
毫不掩饰的拍了个马屁后，张青阳开始讲述：一是“揪猪尾巴”。
88年的时候，湖山县一些乡镇的村干部，将农业税与杀年猪捆绑，规定农民必须缴清农业税、三提五统和各种摊派后，村里才给发村里自制的宰杀证，农户方可请屠工杀猪，否则，年猪不准杀，俗称“揪猪尾巴”。
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叔伯姐弟，姐姐寡居，带着两个儿子，弟弟是村里的支书，当年的春节，这位弟弟揪猪尾巴，就揪到他姐家里来了。
这位村支书，为完成农业税及三提五统任务，带了村两委班子以及镇财政所农税专管员一行7人，到堂姐家拔钉子，可怜她家，真的家徒四壁。
堂姐给他求情，说为了孩子们读书，家里已经两年没杀年猪，确实交不齐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能不能分期缴纳。
但这位支书毫不留情，坚持要先缴清税费才发宰杀证（所谓先税后证），颇有些大义灭亲的味道，一个农业税，闹得两人亲情全无，至今没有行走。
第二条故事，跟联合执法有关。
90年的春天，地税局有一次曾与乡兽医站、派出所联合执法。
乡兽医站站长说他们接到举报：10里地外的金坑村有一个农户，没有缴纳检疫费、包诊费，没有取得宰杀证，本村的屠工不敢给他杀，他在山那头的邻县请了一个屠工，准备当晚杀猪。
几人各自在单位食堂吃了晚饭，就坐上兽医站的破面包出发了，天刚黑定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被举报农户对面的山下蹲守，不到十分钟，就听得对面山上一阵猪的嚎叫。
他们了然，猪已经杀了，山路崎岖，车是不能去了，几人一溜小跑，大约半小时，便到了那个农户的稻场。
猪在案板上，毛已刨净，正准备挂起来剖膛，屠工看见这几个穿制服的人，吓得把还没有剖膛的猪，丢在案板上就躲进屋里不出来了。
还是地税局的年轻人看不过眼，主动说这税算在他身上，他帮忙给交了，这才了事。
两条故事很短，仅用了两根烟的时间，就讲述完毕。
两条故事又很长，长到几位领导，听过以后哑口无言。
他们仿佛看到了，那位含辛茹苦，抚养子女的母亲，苦苦哀求自己堂弟时的辛酸；又看见了那个身高八尺，膀大腰圆的屠夫，仿佛孩子似的，缩在破旧平房床底，或灶坑当中的辛酸。
“他们都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张青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