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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周易与中医的辩证关系】
我眼中周易——内涵，修养。她好似一个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熏陶的女子，既给人以柔弱怜惜之感，又不免有种洒脱豪放之情。柔弱，在于她晦涩难懂，让人琢磨不透他的心思；洒脱，在于她每每有人占卜的时候，她都不会吝惜自己的知识。我喜欢这样的她，一个娇柔的女子，让人心疼，让人疯狂，有时让自己陷入沉思，无法自拔，正是有了她，让我对周易与中医有国学注解
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我喜欢中医，喜欢周易，但更喜欢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研究出来一下四点：
一、《周易》”天人相应”与中医”四气调神”
”天人相应”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精髓，被誉为”最古老的宇宙哲学”。《丰卦·彖传》即蕴涵这一奥义：”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及其组成部分，一定会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与制约，因而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才能与天地日月共存，达到颐养天年的最终目的。中医养生完全吸收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四气调神”的养生观点。
《内经》认为：春三月为万物发陈的季节，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为万物番秀的季节，应”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其气容平，应”早卧早起，与鸡具兴，使志安宁”;冬三月，其气闭藏，应”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志若伏若匿。”经中还告诫人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至此我们看到：《内经》的作者是根据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规律，提出了”四气调神”的具体措施，而”四气调神”的目的又在于保持阳气的充沛，人体阳气充沛，则生机活泼，精神焕发，就能达到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的目的。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类养生家便是实践了”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的诺言，故能”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处天地之和”而不危。他们之所以不反向运动，是深知逆四时的严重后果：”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阳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历史的经验，揭示了一条永恒：的真理”阴阳曲时者，万物之终使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无论是易经还是内经都强调顺应，这样才能天人相应，不生病，长寿。
二、《周易》”居安思危”与中医”防微杜渐”
”居安思危”是《周易》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坤卦》初六言：”履霜，坚冰至。”以上两则经文的意旨提醒人们：事物的发展总会由量变达到质变，而要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必须”见微知著”，”居国学注解
安思危”。故《周易》中有”惧以始终”之言，也有”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之语，《系辞传》还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作为响亮的座右铭郑重提出以警示世人。
中医养生继承并发展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防危杜渐”的养生观。《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的便是”未病先治”的哲学思想，并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加喻阐明治未病的重要意义。何谓治未病?明代张景岳感受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张氏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张景岳一语中的，道出了”谨于危”便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先兆，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摇篮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在”未病先治”方面中医养生还有其独具的特色，传统的针、灸、按摩、药补均可成为”治未病”的妙计良策。宋代太医窦材云：”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内经》《千金方》亦记针关元、足三里，灸膏肓穴均有强身作用。宋代医家张呆有一名言：”若要安，三里长不干。”山]是说经常按摩足三里，有舒筋活血，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功能。另外，中医药补的作用亦不可小视，《神农本草经》被列入”上络之意，是人体脉络的大小分支，纵横交错，网络全身，无处不至。人体的经络系统主要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别络、孙络、浮络、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等几个部分，起着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重大作用，所以决不可不通。
经络系统通过有规律的循行和错综复杂的联络交会，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脉等组织器官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从而来保证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陈王廷创造太极拳术把拳术与经络学说相结合，主要取决于人体经络系统所具备的四大功能。
其一，把拳术与经络系统的联络作用相结合。人体是一个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组成的整体。它维护机体的协调统一，主要就是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络作用。十二正经及十二经别纵横交错，入里出表，通上达下，循行于脏腑和官窍之间；奇经八脉联系与调节正经；十二经筋与十二皮部联络筋脉皮肉。陈王廷将人体经络学说中的联络作用应用于太极拳术之中，就形成了太极拳技击理论之一的“一静无有不静，一动百骸皆随”。
其二，把拳术与经络系统的运输作用相结合。人体的各组织器官，均需要气血的濡润滋养，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而气血之所以畅通无阻，通达于周身，营养脏腑组织，抗御外邪，保卫机体，必须得依靠经络系统的传输。陈王廷将经络系统的运输作用应用于太极拳术之中，通过经脉运行血气而营养阴阳，以养丹田刚中柔表之气，溢发于体外，助于技击施展；濡筋骨，使自己体格健壮，表里筋骨坚实，内气充足，以此承受、化解外来之击；利关节，使演练者身体各部位活动轻灵，以己不动化彼之动，后趁势出击，克敌制胜。
其三，把拳术与经络系统的感应传导作用相结合。所谓感应传导，就是经络系统对于外界的刺激的感觉，有传递通导作用，即为人体的触觉系统。陈王廷将经络系统的感应传导作用应用于太极拳术之中，保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顺利完成。正如《拳论》云：“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
其四，把拳术与经络系统的调节作用相结合。人体的经络系统不仅具有联络作用、运输作用和感应传导作用，同时，它还能够保持人体各部位机能活动的平衡与协调。陈王廷将经络系统的调节作用应用于太极拳术之中，依靠经络的平衡与协调作用对身体的各部位进行灵活调节，变幻虚实，以虚诱敌，引实落空，避其实而击其虚，从而克敌制胜。
拳术与经络学说的结合，使太极拳术独创了顺应经络变化的缠绕螺旋运动方式而滋生的缠丝劲，旋转发力，增大出拳发劲的威力，令人难以提防。
4.综合百家拳术之长，独树一帜
明代嘉靖年间，中国有一名扬海外的武将，姓戚名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系山东省蓬莱人。戚继光练制新军，并传以集百家拳术之长编制而成的《三十二势拳经捷要》，拳术变化无穷，神秘莫测。
陈王廷创造太极拳时，从戚继光所编的《三十二势拳经捷要》中吸取精妙，采纳了二十九势，即懒扎衣、金鸡独立、采马拳、七星拳、雀地龙、悬脚虚、伏虎势、兽头势、朝天蹬、朝阳手、指裆势、跨虎势、当头炮等。[5]
由于太极拳既广纳诸家拳术之长，又有自己独特的神奇之处，所以每战必胜，拳理上包容万家，独树一帜，不断发扬光大。
来源学说
陈氏始祖陈卜全家定居清风岭上的常阳村后，勤劳耕作，兴家立业。为了保卫桑梓不受地方匪盗危害，精通拳械的陈卜在村中设立武学社，传授子孙习拳练武。
陈卜及其后代六代**，计有第2代陈刚、第3代陈琳、第4代陈景元、第5代陈堂、第6代陈宗礼等人。到第7代陈思齐、陈思孔、陈思怀三兄弟时开始分家立业。陈思齐传于第8代陈守身，又传于第9代陈我读、陈我讲、陈我诵、陈我漠兄弟四人，再由陈我讲传于第10代陈汝信。陈氏另一支由第7代陈思怀传于第9代陈抚民，由陈抚民传于第9代陈奏乾与陈奏廷二人。
陈王廷（约1509年）又名陈奏廷，系明末文庠生、清初武庠生，文武双全，曾只身闯玉带山，劝阻登封武举李际遇叛乱，为清廷在山东平定盗匪立过战功，在河南、山东负有盛名却不被清廷重用。陈王廷报国无门，收心隐退，在耕作之余，依据自己祖传之一百单八式长拳，博采众家之精华，结合阴阳五行之理，并参考传统中医学中有关经络学说及导引、吐纳之术，发明创造出了一套具有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新型拳术，包括太极拳五路、炮捶一路、刀、枪、棍、剑、锏、双人粘枪及双人推手等器械套路。
一、《周易》”天人相应”与中医”四气调神”
”天人相应”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精髓，被誉为”最古老的宇宙哲学”。《丰卦·彖传》即蕴涵这一奥义：”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及其组成部分，一定会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与制约，因而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才能与天地日月共存，达到颐养天年的最终目的。中医养生完全吸收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四气调神”的养生观点。
《内经》认为：春三月为万物发陈的季节，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为万物番秀的季节，应”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其气容平，应”早卧早起，与鸡具兴，使志安宁”;冬三月，其气闭藏，应”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志若伏若匿。”经中还告诫人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至此我们看到：《内经》的作者是根据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规律，提出了”四气调神”的具体措施，而”四气调神”的目的又在于保持阳气的充沛，人体阳气充沛，则生机活泼，精神焕发，就能达到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的目的。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类养生家便是实践了”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的诺言，故能”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处天地之和”而不危。他们之所以不反向运动，是深知逆四时的严重后果：”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阳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历史的经验，揭示了一条永恒：的真理”阴阳曲时者，万物之终使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无论是易经还是内经都强调顺应，这样才能天人相应，不生病，长寿。
二、《周易》”居安思危”与中医”防微杜渐”
”居安思危”是《周易》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坤卦》初六言：”履霜，坚冰至。”以上两则经文的意旨提醒人们：事物的发展总会由量变达到质变，而要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必须”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故《周易》中有”惧以始终”之言，也有”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之语，《系辞传》还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作为响亮的座右铭郑重提出以警示世人。
中医养生继承并发展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防危杜渐”的养生观。《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的便是”未病先治”的哲学思想，并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加喻阐明治未病的重要意义。何谓治未病?明代张景岳感受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张氏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张景岳一语中的，道出了”谨于危”便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先兆，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摇篮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在”未病先治”方面中医养生还有其独具的特色，传统的针、灸、按摩、药补均可成为”治未病”的妙计良策。宋代太医窦材云：”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内经》《千金方》亦记针关元、足三里，灸膏肓穴均有强身作用。宋代医家张呆有一名言：”若要安，三里长不干。”山]是说经常按摩足三里，有舒筋活血，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功能。另外，中医药补的作用亦不可小视，《神农本草经》被列入”上友，必须脑子里有这个起码的国学分类标准，才会真正把国学作为强国富民的工具。而不会因为越学国学越愚昧。
国学概念
编辑
原有释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1]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1]
释义争议
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
（2）“国学”即“国粹”。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
（3）“国学”即“国故”。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
（4）“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2]
学者释义
就国内而言，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如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1]
青年学者周易玄在其学术专著《国学旨归》中指出，国学应该是指治国平天下之学。并在其文中做了详细辨析：
有的学人认为“国学”一词有歧义，不赞成用。恰恰相反，我竭力主张用“国学”一词来囊括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在汉代就有了此名称。但其含义却是国家的大学机构。直到民国，国学才被大力提倡，以与“西学”相区别相对立。
国学这个词语体现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自信与自豪，不必凡事都必须以西方之学为准绳！就像荣格所说的：“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科学。”荣格的这一表达，是基于他对《易经》的认识与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给国学下的定义是：“一国固有之学”，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若依此，那么英国也有固有之学，叫英国国学，其他如法国、德国也都有。
但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把握，我经常在讲课时宣称——
国学，是治国平天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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