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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知几著《史通》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史通》问世，它的作者是刘知几。
（1）储备知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人。其父刘藏器是高宗时的重臣，刘知几在三个弟兄中排名最后。他写的文章十分优美，在文史方面涉猎尤深。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几学《尚书》，学习不专心，父亲经常责打他。一天，刘知几偷听到父亲给哥哥讲《左传》，听了几次，对《左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绘声绘色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活灵活现，事件时间、地点也很清楚，与《尚书》相比好懂多了。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的功课，不禁叹息说：“不是儿懒惰不学习，实在是书写得不好啊！”这话传到刘藏器的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在十二岁的时候，刘知几已学完了《左传》。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但这些依然填补不了他那膨胀的求知欲。除了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他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十七岁时，他已经阅读了包括唐朝皇帝实录在内的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其中，大部分是借着看的，有些书还残缺不全。通过苦学，刘知几在熟知了许多历史知识外，还掌握和了解了各种史书的文字特点、叙事体例和思想观点。
刘知几在尽情吮吸前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的同时，也不妄自菲薄，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一部西汉一朝的历史，就应该去掉未收录西汉人物的《古今人表》；对于《后汉书》，他认为西汉末起义军既然立刘玄为更始皇帝，就应该有他的“本纪”。那时的一些学问家认为，刘知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这对年少的刘知几是莫大的鼓励。从此，刘知几便更加注意创造性地思考，并在读书过程中注意随时写心得体会。知识的日渐丰富，为他以后《史通》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编纂《史通》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主簿，当时他只有二十岁。但刘知几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志向就是在史学方面能做出巨大贡献。在获嘉期间，一有空闲他就会钻进书房大量阅读史籍及各种杂记小书，常常废寝忘食，使其史学思想更为成熟。对史学的钟情使刘知几也无暇顾及在官场逢迎，结果，他在获嘉一待就是十九年。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刘知几被调到东京参与编撰《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没多长时间又升迁为左史，撰写起居注，成为正式史官。不久，皇上又下令刘知几和徐坚、吴兢等人一同参与修订《唐史》。此后直至他逝世的十几年中，虽然职务有过很多变化，可大多是任史职或兼任史职，先后参与编修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并自撰了《睿宗实录》。
对于刘知几说来，任职史官并编修史书，本来是很能施展他的才华，并把他所学到的东西加以发挥的，但刘知几却在任职的实践中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得到支持和实行，自己的美好志向无法实现。那些监修大臣和一些史官往往根据个人好恶，随意着笔，使得实录虚枉居多。刘知几极不情愿和这样的修史者们一道工作。
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必须是能力、知识、品德三者都具备的人。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礼部尚书郑维忠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学人才多而史学人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要成为一个史学人才必须具备三方面的优点，而同时具备这三种优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自古以来史学人才比文学人才要少。”刘知几认为作为历史家就一定要具有选择、鉴别史料，编纂史书的能力，这就是“才”；历史家还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识渊博，这就是“学”；历史家最应具备的是正确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以及敢于秉笔直书的品德，这就是“识”。刘知几认为，像这样优秀的史学人才，就好像早晨天空中的星星一样稀少，徐坚、吴兢等五六位是具备这三条的人。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刘知几上书监修大臣中书侍郎萧至忠，陈说修史的五个缺陷，请求辞去史职。萧至忠曾经好几次斥责刘知几修史无功，可是面对刘知几的批评却又无言以对。他也明白刘知几确有史才，所以不允许他辞职。另一个监修大臣兵部侍郎宗楚客一方面嫉妒刘知几的才华和正直敢言，另一方面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在修史官们面前挑拨：“刘知几写这样的辞职信，明显是要我们没有事情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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