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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杜佑撰《通典》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十月，淮南节度使杜佑进《通典》，凡九门共二百卷。
（1）政绩斐然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除读经传之外，特别是喜欢历史典籍。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就让这位故人之子留下来游玩。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应答自如，丝丝入扣，很受韦元甫赏识，韦委派他为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元甫信任，官职也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韦元甫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南方做地方官长达好几年。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用人不拘官品，甚至把小小的道州司马杨炎召为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同时召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并让他先后任金部郎中、汉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当时朝廷正在河北用兵讨伐叛乱，军需非常迫切，因此转运钱粮的担子全部压在杜佑肩上。不久德宗又将他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德宗下令向全国富商借钱。于是官吏们趁机向商贾大肆勒索，弄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已经很贫困了，再向他们加收赋税就更困苦了。他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并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其中指出设立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管理庶民百姓，所以古代设官时就是有多少民，设相应的官。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闲散的官员，白白浪费国家许多财政收入，应该把他们裁并掉。但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同时卢杞很忌恨杜佑，就把杜佑排挤到外地做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而杜佑老母还健在，就没有去苏州，而是改任饶州刺史。没过多久他就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兼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再次以御史大夫衔兼任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充任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赴任扬州，在淮南为官十三载，做了不少大事：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恰遇天旱，饥民遍野之时。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亲自买材料，监施工，兴修了许多营房和库房，使得军队住房和财富储存问题得以解决。当时联营三十区，兵马都得以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修整旧有的雷陂，还开凿了新渠，用来灌溉农田。他还下令把原先靠海的闲弃不用之地开辟为稻田，为政府积累了五十万斛稻米。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其部下想要把其子张拥立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反对。朝廷同时任命杜佑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刚过淮河，孟准的军队就被打败，因此杜佑也没敢出兵。这时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也大败而回。朝廷不得已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并把杜佑任命为濠州、泗州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在处理完政事的闲暇之余，就常常提笔著书。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并命人献此书给朝廷。
（2）编纂《通典》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巨著。
杜佑年轻时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权统一的□□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面；中央集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也崩溃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昔日威震四海的大唐帝国早已是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处心积虑地为此思索努力，企图再把唐朝带向繁荣强盛。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由于强大的腐朽势力的破坏，这些改革都失败了。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试图发展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说来达到富国安民的目的。他曾经被杨炎引为助手，协助推行两税法。杜佑觉得两税法规定了赋税准则，实在是时代的产物、除弊救国的良方。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为达官显宦，但仍孜孜不倦地求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他觉得过去的经典大多以记言为主，很少记载法令典制，因此他试图通过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来总结治国的为政之方，这也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他自己作《通典》的目的是博采众家之言，征寻治国之术，以求有利于时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谈及用之以达到有利于国计民生，兴国富民的目的。因此显而易见地，“经世”和“政治”是他写此书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深切地斥责土地兼并现象，谈到军事时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戒穷兵黩武。凡此之类，都反映出他此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玄宗时期，依照《周礼》中六官的写法，接引百家杂言，分门别类地将它们加以记述，写成了三十五卷本的《政典》。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对其加以扩充和整理，最后写成了《通典》一书。他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杜佑把《通典》这本书献给德宗后，德宗非常高兴，下令将此书收藏到国家图书馆，同时这本书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流传。
（3）《通典》概况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其中把食货放在第一位，其余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个门类下面又有子门类，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止。另外在注文中也记载了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变革。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都有序引，并利用说、议、评、论四种方式，把作者的见解和主张也写出来，以达到劝诫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时说此书详略得当，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记载翔实，所记载的全部是有用的真实字词，这是别的著述比不上的。它还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是人们应留心阅读的。
第一，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史记》开创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先河以来，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可那些断代史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溯前代，而显得来路不明；而追溯太多，又显得繁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史书都有志书，即使那些有志的，它们的篇目也互不吻合，要么重复，要么缺漏。因此必须要有一本书来把各代的志都记述下来。而杜佑的《通典》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追根溯源，既达到会通的效果，还开创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都在中国历史的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开创了自己作注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史注的风气日渐流行。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有利于纠误察谬。尤其是史料的考辨方面，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置可否。他要么亲自查阅古书所载，要么自己去探访追寻，从不马虎行事。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是谈到“分野”时，他据史力证，证明了这纯属舛谬无稽之谈。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可以说话，而且人们可以用它的血染朱”的记载，他不但博考诸书，而且广泛地深入民间探问，证明此事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谈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强调文化发展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他在《通典·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许多都把食货志也编辑在内，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充分体现了杜佑的睿见卓识。
杜佑从“教化的根本，应从满足人们的吃饭穿衣做起”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农业是立国的根本；粮食掌握着人们的生死。他认为只有使天下的田地全开垦了，仓库全满了，然后才谈得上推行礼法、王道、教化，实现了这些而要想达到建立一个人人懂礼仪，个个都长寿的国家的目的就并不难了。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体现出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不同于颂古非今论者，他觉得上古民风淳朴固然好，但却伴随着许多敝风陋俗，后世要比上古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祭祀时必定要杀人牲，要以活人作陪葬；有茹毛饮血的，有住在巢穴里的，有荒野抛尸的，有手抓吃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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