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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代长江流域治理的典范。
此后，汉、唐、宋等朝代持续加固长江中下游堤防，尤其是荆江段，（即我们所处堤段），因河道蜿蜒、洪水频发，历代均将其作为治理重点，逐步形成荆江大堤的雏形。北宋天圣年间，荆江段发生特大洪水，堤防多处溃决，江汉平原大片农田被淹。此次灾情后，官府下令加固荆江大堤，将堤高增至3米有余，并在堤身外侧铺设块石防护，这是荆江大堤第一次系统性加固。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些堤防多为沙土填筑，防水性差，堤身低矮单薄，防洪能力极为有限。
明清时期，长江水患愈发频繁，治理力度也随之加大。长江堤防体系进一步完善，万历年间，水利专家潘季驯出任总理河道，在他的主持下，荆江大堤进一步加固延长，形成了连续的堤防体系，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但晚清以后，战乱频繁，朝廷无暇顾及水利建设，长江堤防年久失修，水患再度加剧。1870年，长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多处溃决，洪水直扑江汉平原，仅湖北监利一地便死亡十余万人，灾情之惨烈震惊朝野。
近代以来，长江治理进入了从局部治理向系统规划转变的探索期，但战乱与资金短缺让多数规划沦为空谈。1931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堤防大面积溃决，江苏等四省受灾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超2800万，死亡人数逾40万。1935年，长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荆江段堤防溃决，汉江中下游一片泽国，死亡人数超14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长江治理面临的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烂摊子。历经多年战乱，长江中下游堤防近乎崩溃，荆江大堤堤高仅4-6米，堤身多为沙土填筑，多处存在溃口隐患；洞庭湖、因长期围垦造田，调蓄洪水能力大幅下降；流域内几乎没有大型水利枢纽。当时，长江流域的防洪标准不足3-5年一遇，水患成为威胁两岸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隐患。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治理工作，将防洪作为首要任务。1950年，政务院批准实施荆江分洪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第一个大型防洪工程。工程历时两年建成，在荆江大堤东侧修建了面积达921平方公里的分洪区，可蓄洪54亿立方米，极大提升了荆江段的防洪能力。与此同时，沿江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堤防加固工程，组织数百万民夫对长江干支流堤防进行加高、培厚、护坡，仅1950年至1953年，就完成堤防加固长度超1万公里。此外，水利部门还加强了水文观测网络建设，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增设了数十个水文观测站，初步建立起洪水预报体系。”
蔡专家讲到这里，参训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侥幸觉得依赖荆江分洪及解放以来的堤防加固工程，以及建设起来的洪水预报体系，长江洪水也不是完全不可控。
只有蔡专家心里明白，这时荆江段堤防仅能抵御约10年一遇洪水，若遇100年一遇的洪水，因堤身单薄、隐患较多，到时不但有出现散浸、管涌、漏洞、滑坡（脱坡）、跌窝、等险情的风险，还将有更可怕的全线漫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