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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眼花。
更让他头疼的是，公社内部也开始分裂。一部分人支持周书记，认为应该“以生产为中心”，不能耽误了农事；另一部分人则响应造反派的号召，主张“先革命，后生产”，把批斗“走资派”当成首要任务。两派的人经常在会议上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差点动手。
迟大菊毫无疑问地站在了造反派那一边。她本来就对显关心怀怨念，现在更是借着运动的名义，处处看显关不顺眼。有一次，显关按照老秘书留下的记录，整理了一份关于公社农业生产的报告，迟看到后，当着众人的面把报告扔在了地上。“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生产？舒秘书，你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迟的声音尖厉，眼神里全是鄙视。
显关捡起地上的报告，心里很是气愤，却又不能发作。“迟主任，农业生产是公社的基本工作，不能耽误。”他据理力争道。
“基本工作？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革命！是批斗走资派！”迟大菊不依不饶，“我看你就是和周青松穿一条裤子！”
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显关知道，迟大菊是故意针对他，可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从那以后，迟大菊经常在工作上找他的麻烦，要么说他整理的文件不符合要求，要么说他传达上级指示不及时，把显关搞得焦头烂额。
1967年3月，“夺权风暴”波及丽县，吉安公社也未能幸免。公社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联合其他公社的造反派，手持棍棒，冲进了公社大院，宣布夺取公社的领导权。周书记被关进了公社后院的牛棚，每天被迫干农活、干重活。副书记何启云因为“态度暧昧”，既不支持造反派，也不反对造反派，被停职反省。
显关作为公社秘书，被造反派头头李红卫叫到了办公室。李红卫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原本是公社中学的老师，借着运动的东风，成了造反派的头头，说话做事嚣张跋扈。“舒秘书，现在公社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了，你得表个态，站队到我们这边来。”李红卫坐在原来周书记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语气傲慢地说。
“要么加入我们，跟着我们一起革命；要么，你就是走资派的走狗，我们对你绝不客气。”旁边的迟大菊补充道。她现在是造反派的骨干成员，仗着李红卫的势力，更加肆无忌惮。
显关的心里很纠结。他不想加入造反派，看不惯他们打砸抢烧、随意批斗人的做法。那段时间，显关犯了失眠症，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李红卫和迟威胁的话语。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老杨偷偷找到了他。“显关，别跟着瞎闹，”老杨压低了声音说，“不管谁掌权，老百姓还是要吃饭，公社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做。你守好自己的本分，把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他们现在离不开你，你掌握着公社的大量文件和资料，而且他们还得依赖你写各种材料，一时半会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显关听从了老杨的建议，没有明确“站队”，只是默默地继续处理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整理文件，传达上级的指示，尽可能地维持公社的正常运转。造反派虽然不满，但正如老杨所说，他们确实离不开显关，只能暂时放过他。